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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,两家央媒聚焦毕节

5月16日,《人民日报》刊发《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红旗村促进草畜平衡,发展生态牧业——乌蒙山区飘出悠扬牧歌(美丽中国·乡村振兴①)》。报道了威宁是贵州草场面积最大的县,成片草场和草山草坡达320万亩。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,威宁自治县发展畜牧业历史悠久,养殖牛羊是当地群众的重要经济来源。威宁自治县雪山镇红旗村的绿色振兴之路,也是我国草原地区探索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提升的一个缩影。具体报道如下:


湛蓝天空下,微风拂过连绵起伏的山丘,绿茵茵的草地一直延伸到天际。一群群牛羊在草场上闲适地进食……走进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雪山镇红旗村,最先映入眼帘的,便是一片辽阔的高山草原。

从乌蒙山区深处的小村庄到广阔无垠的大草原,红旗村的绿色振兴之路,也是我国草原地区探索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提升的一个缩影。


威宁“牛”产业奔出致富路。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吴传娟 摄


草场改变山区村庄面貌


5月初,贵州西北部山区飘起纷纷扬扬的雪花,乌蒙高原漫长的冬天似乎还没过去。春雪来得快化得也快,太阳出来,白茫茫的山川渐渐变色,露出了青翠真容。突然,远处传来一阵悠扬婉转的歌声,打破了草原清晨的寂静。


唱歌的人个头不高,肤色黝黑,看到有陌生人走来,他粗糙的脸颊上,露出了憨厚朴实的笑容。他是红旗村60岁的村民王明绍。“唱的是我们本地山歌,看羊群吃得开心,我也给自己找点乐子。”王明绍说。他是红旗村一家养殖专业合作社的饲养员,只要天气不太糟糕,他几乎每天都是在草场上度过的。


威宁自治县平均海拔2200米,低纬度、高海拔、高原台地的地理特征,形成明显的立体气候,也孕育出丰富的草地资源。据统计,威宁是贵州草场面积最大的县,成片草场和草山草坡达320万亩。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,威宁发展畜牧业历史悠久,养殖牛羊是当地群众的重要经济来源。


“那会儿草都是野生的,山坡上东一块西一块,长得也不算茂盛。”在王明绍的记忆里,儿时的红旗村跟其他村子并无差别,耕地周边分布着零星草地,祖祖辈辈在这里以种地和放牧为生。由于生产方式落后、规模化水平低等原因,当年分散低效的养殖业产值不高,老乡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。


1980年,红旗村迎来发展机遇。从这年开始,原农业部在威宁自治县实施南方草地畜牧业综合开发项目,并利用飞机播种方法人工改良草地。经过实地考察评估,红旗村和周边几个村子被纳入飞播范围,草种很快就撒遍了这片土地。

第二年开春,一簇簇嫩芽相继破土而出,以迅猛之势铺展开来——乌蒙山区深处的小村庄,转眼便化作广阔无垠的草原。“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草地,足足有上万亩,大家都在讨论可以养肥多少牛羊。”沿用当地灼圃公社的名称,这块连片草地被命名为灼圃草场,从此,王明绍和老乡们的家乡又多了一个美丽的名字。

灼圃草场的出现,不仅改变了红旗村的植被面貌,更给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层次变革。

蓝天白云下的威宁自治县雪山镇灼圃草场,风车、草原、羊群、水塘交相辉映。(威宁融媒记者 何欢 摄)


无序利用导致生态退化


新草长势喜人,灼圃草场展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,在当地政府组织下,大量牛羊等牲畜被引进放养,红旗村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牧场。

“哪儿的草长得茂盛,大伙就把牲口往哪儿赶。”那会儿,村民王明三每天一从学校回来就会加入放牛养羊队伍。在肥美牧草催长下,老乡们的牛羊越来越壮实,不少人都尝到了放牧的甜头。

短时间内,灼圃草场上的牛羊数量快速增长。“最后沟沟坎坎也没放过,连草根都给啃掉了。”当年赶着牛羊到处找草的场景,王明三记忆犹新,无论自己多么努力,牲口还是一天比一天瘦。

“1981年测产时平均每亩鲜草1361斤,1982年1033斤,1983年只有560斤,1984年仅441斤。目前产草量仍有继续下降的趋势……人工牧草减少,杂草比例增大,草场严重退化,其前景令人担忧。”中国农业科学院于1985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灼圃草场的调查报告,证实了王明三的记忆。

灼圃草场迅速退化,不仅严重影响了当地畜牧业发展,还导致水土流失、土壤肥力下降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。周边村庄的种植业随之遭受波及,特别是粮食作物,连年减产。

“苦荞粑粑过日子,要想吃顿苞谷饭,要等婆娘坐月子,要是吃顿大米饭,除非等到下辈子……”失去了草地庇护,生态环境原本就脆弱的红旗村受影响尤甚,土里存不住水分和肥料,老乡们只好在山坡上种植耐旱耐贫瘠的作物果腹,一首民谣道出了当初的无尽辛酸。


群众留在村里看不到希望,纷纷外出打工讨生活。村子日益萧条,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45%。


草畜平衡换来金饭碗


灼圃草场出现的问题,吸引了各方关注,甚至引发了南方草地能否人为改良、能否发展畜牧业的讨论。1985年,贵州省原农业厅、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联合建立贵州高原草地试验站,为南方草地退化问题寻找解决方案,其中,灼圃草场是重点研究对象之一。

“研究发现,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科学管理,过度放牧导致草畜失衡。”参加工作30多年来,威宁自治县农业农村局推广研究员易鸣长年与草地打交道。作为县里的农技人员,当年他也被抽调至项目组,协助专家开展种草养畜科技攻关。

找出病因后,科研团队将灼圃草场作为试验示范基地,以小规模生产示范模式,对人工草地管理利用、退化草地恢复技术等项目开展系统研究。“吸取之前的教训,严格控制牧户数量,不让大伙儿再吃‘大锅饭’。”易鸣介绍,试验站先后精心挑选20多户专业户和农户成立灼圃联户示范牧场,以承包方式开展经营管理,并对不同规模、不同畜群结构及指导方式的养殖效益进行对比研究。

各专业户在统一规划下,严格按照专家组提供的配套技术种草养畜,经过20多年的精心管护,原先已退化为荒山荒坡的土地重新长出了丰茂的高产牧草,牛羊也日益肥壮,草畜平衡终于使灼圃草场慢慢恢复生机。

灼圃联户示范牧场的成功运营,证明了发展南方草地生态畜牧业的可行性。但由于参与规模过小,红旗村绝大部分群众的生活并未因此而得到明显改善,到2014年,人均年收入仅2000元左右。


脱贫攻坚战打响后,威宁自治县把畜牧业作为重要支柱产业,一边大力推广“种草养畜、草畜配套、以草定畜、草畜平衡”等科学方法,一边借助产业扶持资金,鼓励贫困乡镇和贫困群众养牛牧羊。

2014年后,红旗村再度掀起了牲畜引进高潮,并创办了专业合作社开展规模养殖。“合作社对承包的草场负有管理责任,饲养员必须轮换区域放牧,保证牧场不发生退化。”红旗村党支部书记禄驹介绍,合作社在农业部门指导下确定牲畜品种和规模,确保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提升。

与此同时,红旗村还引导村民发展家庭牧场,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。“有多少草就养多少牲口,要把草啃光了,吃亏的还是自己。”每天傍晚,当把30只羊和4头牛赶回圈里时,年近古稀的张广旭心里格外踏实。近年来,张广旭先后流转了30多亩荒山,一边种草一边放牧,小日子越过越红火。他说,有了这份家底作保障,再也不怕穷回去。

“现在全村共有约4000只羊、2000头牛,这个规模既不会给草场造成负担,又能帮我们实现增收致富。”禄驹说,九成以上家庭参与生态畜牧业,到去年底,红旗村人均年收入终于跨过万元大关。看到在外漂泊的村民陆续回来,禄驹倍感欣慰:“守住这片草场就等于端上了‘金饭碗’,往后的日子一定会更加红火。”

5月16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头版刊发《乌江:绿了·清了·通了·富了!》,报道了乌江是贵州的母亲河,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。乌江流域承载了贵州省一半以上的人口和经济总量。前些年,由于生态脆弱、环保问题突出,乌江曾一度拉响生态警报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贵州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,推进乌江流域生态修复,乌江迎来涅槃重生。具体报道如下:


贵州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,地处乌江上游,海拔2300多米,群山环绕,万亩林海苍翠连绵。

4月底,毕节市林业局为海雀村颁发了林业碳票。“有了这张林业碳票,我们村万亩林海所净化的空气未来将变成流通资产,老百姓又多了一条增收途径。”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均福说。

30多年前,因喀斯特山区生态环境恶劣,当地陷入“越垦越荒、越荒越垦”的困境,森林覆盖率不到5%。从1987年开始,海雀村大规模植树造林,昔日“和尚坡”如今已成万亩林海,全村森林覆盖率达到77%。

林业碳票是林地林木碳减排量收益权的凭证,是森林固碳增量作为资产交易的“身份证”,可作为贷款质押物,参与碳票存储、交易、融资等。

海雀村的这张林业碳票涉及林地面积7346.5亩,从2016年至2020年核算监测的碳减排量为34627.7吨。按近几年碳汇交易较低的平均单价30元/吨来计算,这张碳票预计可实现碳交易价值约104万元。


运载磷矿石的货船沿乌江航道顺流航行,从石阡县河闪渡码头旁驶过(2021年11月18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陶亮 摄


海雀村的生态治理是乌江流域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。

乌江是贵州的母亲河,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。乌江流域承载了贵州省一半以上的人口和经济总量。前些年,由于生态脆弱、环保问题突出,乌江曾一度拉响生态警报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贵州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,推进乌江流域生态修复,乌江迎来涅槃重生。

乌江流域拥有磷矿资源富集的磷化工生产基地。乌江治污,难在治磷。

“江水突然变白,手摸着还滑腻腻的。”遵义市播州区乌江镇的群众曾向记者反映,污染严重时,乌江镇河段整个江面被污水染成“米汤色”。

经勘测发现,污染源于乌江镇的一个名为34号泉眼的岩溶泉,泉眼附近的总磷和氟化物超标数百倍,泉眼下游的遵义境内断面全部为劣五类水质。其污染源头为距离泉眼16公里的贵州磷化集团生产所排放的磷石膏,磷石膏产生的含磷污水渗漏到地下,通过地下水系从34号泉眼集中涌出流入乌江。

贵州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,以“铁腕治污”手段攻坚克难,34号泉眼污染治理被列为贵州省环境污染治理“1号工程”。贵州磷化集团安全环保部环保主管王梅说,为解决污染问题,企业在泉眼出水口建起三期污水处理设施,汛期全系统开机,可实现泉涌水1.5万立方米/小时全部收集处理和达标排放,企业为此投入的环保治理费用达11亿元。


为解决乌江总磷超标问题,贵州坚持“标本兼治、源头优先、末端兜底”的治理思路,在磷矿、磷化工、磷石膏库“三磷”整治上突出刚性措施,通过实施一揽子污染防治措施,从根本上解决乌江磷污染问题。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数据显示,2021年,乌江干流水质达到Ⅱ类标准,流域水质总体为“优”,45个国控水质监测断面优良率达100%。

令人欣喜的变化不止于此。

乌江自古以来就是贵州联通外界的航运要道,2003年后,由于多个梯级水电站修建且没有同步建设通航设施,乌江“通江达海”水路被阻断。为打造“黄金水道”,贵州把乌江水运航道建设纳入交通建设总体部署。

2021年6月投入试运行的构皮滩水电站配套的通航工程,被视为贵州通江达海的关键。构皮滩通航水头高差达199米,采用三级垂直升船机运行,船只通过乌江构皮滩水电站都要搭乘“水上电梯”,呈现出“水在空中悬,船在天上行”的奇景。

近年来,构皮滩、思林、沙沱电站大型升船机相继投入运行,乌江水道全面贯通。2021年11月,贵阳港开阳港区北上长江首航,14艘货船运载6800吨磷矿,从贵阳港开阳港区出发,前往重庆涪陵。这标志着乌江“黄金水道”全线大规模复航,500吨级船舶可直达长江。

“我们已经签了20万吨水泥运输、30万吨矿石运输等合同,货运需求大。”遵义市余庆县领航航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沈波说,公司去年购入5艘500吨级货船,计划再新购建10艘船,以满足运力需求。


乌江下游的思南县,萧条多年的贵州思南造船厂正在复苏,一片繁忙景象。造船厂负责人张珍强告诉记者,乌江去年复航后,船厂接到乌江轮船公司的一批客船和500吨级货船的制造“大订单”,大家信心倍增、干劲十足。

“贵州水运全面复苏将大有可为。”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韩剑波说,乌江“黄金水道”的打通,不仅为“黔货出山”开辟了新通道,拉动了船舶装备制造业发展,还将带动产业兴旺,为沿岸群众提供新的就业机会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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